国资委网站专题“百年党旗红 国企新征程”正式上线

[[38]] 他甚至认为不仅仅是人性，而且还包括物性在内，均是太极之合体。

它首先成为濂洛关闽的道学家所自称的学问，如朱熹学派认为： 性理之说，本自精微。《朱子语类》前十三章是按理学思想体系编次的，其内容的组成及先后秩序也是理气、性理、学三个部分。

这样，张载所言性与理、道就可以统一起来，张载说： 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24]] 张载还进一步将这个作为人格本体论的性理学说分成两种不同的精神境界，他说： 须知自诚明与自明诚者有异。二程的人性论就是建立在这个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基础之上，他所提出性即是理的命题，成为宋儒性理学说的核心命题与思想基础。[[31]] 《书记》，《二程集》，第460页。性只有通过人心而呈现出来，这正是性理学的基本观点。张载认为宇宙天地均是由太虚之气构成的，而性则是作为宇宙本体之气的固有本质，他在论述性与气的关系时说： 凡可状，皆有也。

[[3]] 《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册，第4页。理学思想体系庞大，范畴十分丰富，而且各学派有观点各异，但其学术体系主要由理气论、性理或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三个部分组成。……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

【注释】 [[1]]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公治长第五》，《儒藏》精华编，第28页。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13]]  吕大临：《论语解·颜渊第十二》，蓝田吕氏遗着辑校，第454页，中华书局1993年。若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贰过者，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

[[4]] 朱熹：《论语集注》卷九，《阳货第十七》，《儒藏》精华编，第110-111页。……圣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谓众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贯通之，则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则无不通矣。

理学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以名教为核心的有体有用之学，名教不仅是形而下的人伦日用，同时也是形而上的超越本体。《中庸》首章即言天命之谓性。如果说，宋儒的致知论的理论预设是物物有理、万理为一的理一分殊，致知的最终目标是知夫万理为一的话。[[1]]所以，他们在注疏《论语》时，从孔子的言行中引伸出了许多有关性（包括心、情等）与天道（包括天命、天理、太极等）的形上思想，从而建构了一种理学化的圣人之道。

[[11]] 谢上蔡云：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另一方面，这种涵养工夫能够使学者发现自己的情感现象深处的天地之性，此性是自我与永恒的天理一体的证明。理学的《论语》学是一种通过诠释《论语》而建构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的内圣之道学说。[[19]] 朱熹：《论语集注》卷十，《子张第十九》，《儒藏》精华编，第123页。

宋儒通过诠释《论语》以及《大学》格物致知论，强调一种循序渐进的求学原则，一种知识积累的致知工夫。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

特别是他借用一本万殊的宇宙哲学来论证道之体用以及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又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通贯，只一理。

復其初原意指复性，系唐代学者李翱最早提出。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宋儒以《孟子》、《大学》、《中庸》的观点去诠释《论语》，这一点在他们的《论语》注释中是不胜枚举的。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仁字下了诸多字义，但其主要涵义则是维护名教秩序的道德情操、道德原则，是属于与人伦情感、日用伦常相关的道德、人文的法则，并无形而上的、宇宙论的意义。[[8]] 杨儒宾：《〈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从性命之书的观点立论》，见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儒学篇》第154页，台湾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年。[[15]]  朱熹：《论语集注》卷三，《雍也第六》，《儒藏》精华编，第38-39页。

但是，宋儒的复性决不仅仅是恢复人的善良本性的人道意义，因为理学体系所预设的性即是天道、天理、太极，所以復其初又具有从人性到天道的形上本体的意义。从表面上看，玄学的名教出于自然、名教即是自然能够解决士大夫对名教与自然、入世与出世、道德与自由的双重需要。

[[23]] 在宋儒看来，涵养工夫的目标就是至乎圣人之道。如手足不仁，气己不贯，皆不属己。

首先看宋儒《论语》学的致知工夫。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理学 论语 圣人之道 。[[25]]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去欲、存心的涵养工夫，不仅是为了充分实现内在的心之德，更是在完成参赞天理之流行。这样做的结果，结束了魏晋学者以《老子》、《庄子》解释《论语》的学术风尚，从而回归到儒学体系，并因此而导致了一个新的儒家经典体系的建立。[[6]] 朱熹认为天道就是天理自然之本体，人性也就是人所禀赋的天理，可见，人性实现了人与天道的联结。

从先秦到两汉，儒家所确定的经典体系是《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五经》体系的主旨与核心是以礼为核心的典章制度，所以，与《五经》相关的圣人理想的历史贡献与文化专长在尽伦、尽制。朱熹的《论语或问》记载： 曰：下学而上达者，言始也下学，而卒之上达云尔。

胜一己之私，则反乎天秩天序，则物我兼体，虽天下之大，皆归于吾仁术之中。当然，这一先见的来源十分复杂，包括从先秦到两宋的多种思想学术流派及其交汇，但是，构成此先见的主体内容仍是以思孟学派为主体的儒家典籍如《大学》、《孟子》、《中庸》等，这个从儒家内部衍生出来的学派大大拓展了孔子语焉不详的性与天道的思想，对儒学的形上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从现代诠释学的角度看，这种圣人之道显然是来之于理学家的先见。朱熹在注释《泰伯》篇孔子所言有关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的君子涵养之道时说：言道虽无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

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曾参对其他门人解释此道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但是，宋儒是以儒家伦理、名教为本位建构形而上学，孔子及《论语》中的仁成为他们哲学思考、学术讨论的重点，仁因此而成为沟通名教与天道的关键。玄学家注释的《论语》总以《老子》、《庄子》去注释《论语》，使儒家的圣人理想体现出自然、无为、逍遥的道家色彩，并最终将儒家的政治伦常之用归之于道家的自然无为之体。

这显然不同于玄学以无为本的工夫论及其为道日损的方法，道家总是强调逐渐放弃知识以体悟道之本体。这样，玄学所建构的道家之体与儒家之用割裂成为体用不能合一的两端，这种内圣之道不可能满足士大夫安身立命之需要。

理学思潮的主旨是回归儒家的内圣之学。理学家希望回归原始儒学，重建以儒家伦理价值为依据的理想人格，就不能不重视对《论语》的重新注释，因为《论语》是孔子及其原始儒家学派思想学说的最重要历史文献，历代儒家学者总是通过重新注释《论语》寻求思想创新的学术资源，以建构新的思想体系。

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显然，涵养工夫与宋儒的内圣之道联系更加密切，更是受到宋儒的特别重视。